口述史学对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与利用的意义

二 口述史学推进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整理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法,它是运用录音（像）访谈的方式，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把亲历者对历史事件、具体人物的看法讲述出来，利用现代设备拍摄、录制成资料，再经过与史料考证、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等整理程序后，形成相关资料，或出版或保存，并提供给研究者和公众使用。[2]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口述史学蓬勃兴起，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领域。[3]伴随着这种广泛应用和发展，口述史学博物馆化业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4]作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纪念馆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也逐渐开始推进口述史学的实践活动。通过近年来的实践,口述史学对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整理作用越发凸显出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藏品征集，充实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文物藏品作为纪念馆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是纪念馆从事其他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纪念馆的口述史的采访对象主要是近现代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杰出历史人物最亲近和有过接触的人。众多受访者手中至今仍保存着当年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有些文物虽然不在被采访者手中，但是他们由于接触过这些文物，了解这些文物的去向和下落。因此在采访中，常常可以就文物的征集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采访，为文物征集提供可靠的线索。[5]此外，口述史的采访工作是纪念馆对外公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采访中，对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会对受采访者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大力支持纪念馆的文物征集，积极协助并做通其他收藏者的工作，从而推动文物征集工作的顺利完成。

2、弥补档案文献，丰富纪念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纪念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通过丰富多样的陈列和宣教活动来展现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对公众进行鲜明生动的红色教育。[6]对于纪念馆来说，其最核心的资源还是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或时代精神。因此，纪念馆只有深入发掘自身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职能。我国纪念馆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的，这些研究工作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很大，许多历史人物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重要的历史档案由于受国家保密制度的限制也尚未开放。这些客观因素都严重制约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纪念馆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发掘。所以，通过对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述史采访，获得他们亲知、亲闻、亲历的生活事件或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历史资料，从而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为我们拨开历史的云雾，深入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打开了一扇窗。

3、为革命文物鉴定提供依据，保证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革命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物不同，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与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有关，与其蕴藏的丰富历史内涵和革命教育意义有关。[7]因此，在近现代藏品鉴定中，除运用传统的直观考证方法外，更侧重于社会调查和文物情节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口述史访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查方法，其有一套科学、严谨、规范的操作程序，对文物情节的搜集和整理也比较科学。在口述史学的实践中，纪念馆可以通过对革命文物持有者进行采访，全方位、多角度的挖掘出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红色文化信息，将这些信息参照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口述史学促进纪念馆红色文化的宣传与利用

红色文化资源内容深厚，蕴藏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了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仰、爱国情感和高尚品质，对社会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天然的导向功能。[8]将口述史学的方法和成果与纪念馆业务工作相结合，可以为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与利用提供新的手段和方式，推动其社会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促进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

1、为展陈工作提供新的展示手段。纪念馆通常利用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来实现其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实现其对公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的引导。陈列形式设计作为纪念馆陈列工作的重要方面，它是运用形象思维，对展品进行必要的取舍、补充和组合，将纸上的文字转化成可视直观形象的过程。[9]为了使陈列形式设计准确、鲜明、生动地体现内容，我们在陈列形式设计中应该积极探寻不同的表现手法。口述史资料与传统的文献资料形式的单调和呆板不同，其载体明显多样化，如录音、录像，这些手段均可以运用于陈列展示中，成为丰富陈列展示的手段。[10]一些纪念馆也已看到了这一方式的优势，纷纷采用。如在展厅中放置多台互动多媒体设备，将一些珍贵的口述历史音像资料或某件文物标本相关人士经整理编排后的口述访谈实录存储于设备中，既活跃了展线，显得质朴真实不至呆板，又为观众提供了更多丰富多彩的具有历史和文化的信息知识。此外，场景的复原陈列在基本陈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复原陈列往往缺乏相应的文字资料，这就使得口述史料成为场景复原的重要参考依据。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厅中容止格言和大立镜的复原，就充分利用了口述史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原本放置在南开中学的容止格言和大立镜已不复存在，又没有相关图片资料的参考。为了在陈列中表现南开学校优良学风对周恩来学习成长的影响，纪念馆利用周恩来南开学校同学的口述史采访资料，复原了这两件展品，使得纪念馆陈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客观地展现了周恩来当时的求学氛围。

2、为宣教工作提供新的内容和形式。红色文化的宣传工作是纪念馆的一项核心业务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博物馆讲解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宣讲人员不再局限于固有的场馆，开始在做好阵地服务的同时，积极走进社区、部队、校园，作为宣传红色文化的补充和延续，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在这一趋势下，有的纪念馆充分利用自身口述史资料，发掘新内容，创新宣传形式，为在宣教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为例，纪念馆将“冒着余震的危险”、“周总理的工资”等8段周恩来感人至深的口述史资料加以整理，配合影音图像等口述史资料，用讲、演、仿相结合的方式，以情景再现的形式，编排完成了“共产党员的楷模——周恩来”多媒体宣讲。这一形式生动、新颖，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对设备和场地要求不高，又具有很强机动性和便携性。纪念馆自启动此项活动以来，得到了观众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这一举措现已成为纪念馆深入发掘自身红色文化资源，宣传红色文化的成功范例。

3、为红色文化出版物提供丰富的素材。纪念馆作为红色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随着电视、网络和报刊书籍的普及与发展，纪念馆积极组织和参与相关回忆录的出版与宣传纪录片的制作逐渐成为其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口述史材料作为回忆录和纪录片的素材，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各界的推崇。口述史回忆录不胜枚举，如原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顾问出版的《西花厅岁月》《周恩来卫士回忆录》《难忘的八年》都是纪念馆口述史项目的重要成果。在纪录片方面，纪念馆虽很少独自组织制作，但参与很多，从长远来看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四  结语

总之,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馆如何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向纵深发展是我们纪念馆人肩负的一项历史重任。口述史学作为一种发掘与利用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的新方法，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以专委会作为交流平台,加强专委会各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和完善口述史学实践工作在各馆的推进；同时加强各馆之间口述史学项目的整合,合理规划、科学布局、资源共享，使我国纪念馆的口述史学项目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推动红色文化的有效发掘与宣传。

参考文献：

[1] 安延山：《中国纪念馆概论》，文物出版社1996版，第17页。

[2]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264页。

[3]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版，第2页。

[4]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第232页。

[5] 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