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摘要：周恩来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密切：周恩来早期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周恩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求真务实的风格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一脉相承的；周恩来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的人格风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乐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得益于传统文化的“贵和尚中”精神。

关键词：传统文化 周恩来精神

 

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1]具体说来：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近现代文化相对而言的文化体系，是在中国的历史疆域内产生的、以中国传统的以农耕生产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的、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文化系统。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滋生的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区别于西方“智”型文化的“德”型文化，或曰伦理型文化。它起源于殷周时期的“敬德保民”， 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门 “融通开明之境界”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与“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对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重大影响。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蓄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的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由近代以前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它并没有完全消亡，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仍然不断吸收新的养分，以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向前发展、成长。

儒家思想支配中国人的思想有两千多年，期间各代都有演化，一代一代各有不同。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儒家思想虽然占支配地位，但是受佛教释家的思想影响很大，受道家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比如说，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样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至今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周恩来早期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

周恩来早年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以及当时的进步思想，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早期思想。周恩来的早期思想非常明显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教育制度、和学术发展分不开的。

1．在淮安：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头脑充满了古老陈旧的东西”。

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时就开始到家塾里读书。旧时的私塾，是从“从四书读起” [2]的，在这里，周恩来接受的基本上全是传统文化教育[3]

据史料记载，在这时期，周恩来读过的书有《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天雨花》、《再生缘》、《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等等。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书籍，周恩来虽然不能全读懂，却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的熏陶。

除了接受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外，封建大家庭的言传身教对于一个人人格和道德的形成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出身于封建大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他的思想。特别是1907年周恩来生母、养母先后去世后，10岁左右的周恩来开始扮演“当家人”的角色，《周恩来传》曾记叙其管家应酬、处理家族关系，严守封建礼教的情况：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这使他得以深深领略到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

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留着辫子，而且我的头脑充满了古老陈旧的东西……”[4]又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5]

2．在东北：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用世思想指导下，对“圣贤书籍各科科学”，“深究悉讨”。

1910年春，周恩来“从伯父召”，来到东北，初就读于铁岭银冈书院半年，后就读于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

银冈书院小学堂和第六两等小学堂都是当时的“新学”。

清朝末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新学已经兴起，但新式小学堂与旧时私塾、书院相比，它的“新”有限得很，只是在原有的经学内容上增加了新的西方科学课程，并没有改变其传统教育的根本性质。“‘忠君’、‘尊孔’、读经在学校教育中仍居首要地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6]。

但是，除了传统教育和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外，新式学堂与旧式私塾相比的另一个进步是所聘请的教师多具有进步思想。如银冈书院小学堂曾宪文、东关模范学校的高戈吾老师等等。这些进步人士都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在这里，少年周恩来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周恩来少年立志，因此在学校学习期间对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各种进步学说的研究都是自觉而深切的。这种自觉性可以从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反映出来。1912年10月，周恩来在这篇作文中写道：“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力吾深究而悉讨？……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也就是说：学生读书的目的和任务是为担负和完成“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因此应该对“圣贤书籍、各种科学”“深究而悉讨”。

可以这样说，少年周恩来虽然已经具备了崇高的爱国救国志向，但他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仍是他读书中的主要的一部分内容。

3．在南开学校：“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

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期间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1915年9月29日他的作文《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即表达了他力主“以国学役西学”以实现“ 实用之旨” 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7]他的这种观点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南开的办学思路分不开的。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正值五四运动前夕，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现实）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8]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人民思想的弊陋，都使有识之士 “思想极其苦闷”（鲁迅）。三、四年级时，虽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但是影响不大[9]，学校教材基本上都是用古文编写的，[10]包括南开学校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学校在进行新学教育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传统文化教育。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清朝翰林出身，官至学部侍郎。严修重视西学、也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他认为：“求西学者须有经学之根柢，读经学者当有西学之法眼。”[11]，而其旨归是学以致用。他的观点实际是晚清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普遍观点。“在晚清，‘天演’、‘进化’之说风行一时，并不妨碍思想界学术界对三代之学的无限崇敬之情” [12]。又：“华人心思之巧，何遽不西人若，人心思之巧明处”？“周孔之学有不可磨灭者”。至于文言与白话两派互相抵触，严修认为“文言与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抵。”[13]

因此，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虽然当时社会上“言旧学者渺渺难访”[14]、“学校潮流，多趋重于西学”[15]，但是南开学校却一直没有废止“读经”教育[16]，从周恩来毕业之际南开学校编辑的《天津南开学校一览》（1917年8月）所载之“课程”设置可知，“经史子书”仍然成为“自读”的范围。即使到了1918年，南开学校传统教育的内容仍然没有废止，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5期《克林德碑》一文中曾对此事进行指斥。而到1922年，《晨报副刊》中仍有多篇批判当时南开“读经”问题的文章。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南开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一直没有废止。

这种办学思想对周恩来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一点周恩来到日本后写的日记中也有反映。1918年2月1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加着我那时候正犯着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二个大毛病，哪有心肠去用在这些改革的想头上呢。”可以看出，周恩来正是重读了《新青年》，才得到新的启示，认为在南开学校时为研究汉学和模仿古文，用去了太多时间，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注意中国社会的改革。

显而易见，也正是“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二个大毛病”使他深刻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受到深刻的影响。

三、周恩来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渊源

周恩来精神是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品德、智慧和人格的结晶，是一种“将思想和理念付诸行动和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精神”[17]，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98年，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将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18]

周恩来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密切。正如尼克松在他撰写的《领袖们》一书中所说的：“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又说：周恩来的修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19]。

但正像中国传统文化和域外文化是相互融会、相互渗透的，周恩来同样受到国外优秀传统和当代优秀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历史的伟人，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有机汇集在一起。  

1．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的作风相结合”。

周恩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求真务实的风格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一脉相承的。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崇德尚义，具有浓郁的政治道德色彩，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内圣外王”。孟子说：“自任以天下为重”，汉代后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的都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大同理想”[20]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社会理想。

周恩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少年时期就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目标，中学时期“秉实用之旨”，“以国学役西学”，对中西文化深入研究；此后又以独立的精神积极到日本和西方探求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终于确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有相通之处[21]的的共产主义信仰；及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革命事业和社会实践中，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担任国家总理后他爱民如子、堪为人民的好公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用孔子的一段话予以概括：“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格风范与“敬业乐群”的群体主义精神。

1914年3月，在南开学校时，周恩来和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语出《礼记·学记》，原文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意思是说学习了一段时期之后，不但要能掌握基本知识，还要提升到“敬业乐群”的境界。“敬业”即对专业知识敬慎以待；“乐群”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倡群体精神。“敬业乐群”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是传统道德中理想人格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他在南开学校时所做的一篇作文中说：“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此他总是自觉地甘于默默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之事。

在南开中学，除了组织敬业乐群会之外，他还先后担任《敬业》学报主编、南开学校校刊《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江浙同乡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等职。他在这一时期给友人的信中曾描述说：“课外事务则如猥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22]  

周恩来专心致力于学问、热心于学校和班上各种公益活动、与同学愉快相处的“敬业乐群”精神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好评。毕业时，《同学录》上对他的评语为：“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在长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周恩来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

周恩来这种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的人格风范，显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乐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与“贵和尚中”的思维方式。

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得益于传统文化的“贵和尚中”精神。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23]

“贵和尚中”即贵和谐、尚中庸。“贵和尚中”是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中华文化常被称为“和”文化。《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看来，道德的功用就是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谐。

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是孔门的心法，是最高的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方法论。

周恩来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战争年代从事谈判工作10年之久，“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韩素音语）[24]；他担任国家总理26年，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事情；他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和平外交五项原则为推动世界和平外交起到重大作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语）。这一切，不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哲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妙用吗？

《中庸》：“《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大德者必受命”，不正是 “周公”之谓吗？

周恩来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如不朽的丰碑，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