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

淮安石塘区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华中分局第一个实验乡，是分局工作组在李坚真、王文长〔2〕同志领导下协助当地党进行的。在我们所了解的土地改革地区，鹅钱乡是比较正确的。它根据党目前土地政策及当地具体情况创造了华中土地改革第一个典型范例。因此特将李、王同志在鹅钱乡之总结报告刊登《华中通讯》，介绍给各地党作为参考，并提出几点意见以资研究。
　　首先，从鹅钱乡过去的土地状况（土地所有关系、土地使用关系与封建剥削制度）来看，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是如何的集中，而土地经营又是如何的分散；可以看出地主是如何残酷的剥削农民，与农民之破产、困难是从何而来；可以看出中国土地生产为什么如此衰落，农村破产为什么如此急剧，农村过剩人口为什么如此众多；从此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看出这些封建势力，为什么要与外国侵略者及国内反动派密切勾结着（其中心是为了保护土地剥削制度）。从这一幅中国的缩影——鹅钱乡看来就使我们深刻理解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上地改革，只有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个个有田耕，有衣穿，有饭吃，不致货弃于地，才能使中国土地生产大大增长，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市场大大扩张。只有如此，才能扫清中国封建残余势力，才能铲除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下层基础，也才能切断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的内奸助手。因此，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新民主主义发展的主要关键。谁不赞成土地改革，或者对土地改革运动消极怠工，甚至阻挠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其次，从鹅钱乡各方面工作成绩来看，在此次土地改革中：
　　1.充分发动了群众（百分之九十九参加），发动了农村中革命的主力雇农、贫农，广大群众起来，不仅敢于与地主恶霸作斗争，而且敢于与富农面对面的斗争。在此次斗争中，雇贫农已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建立了自己的领导。
　　2.由于雇贫农自己起来，因此使全乡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土地，每人得到二亩至二亩多地，使贫苦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过身来，保证了今后的“饭碗根”，使该乡面貌焕然一新。
　　3．正由于农民得到了土地，因此也就初步发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动员妇女、小孩栽秧、刘（刈）麦，而且开始组织了八个互助组。该乡农民说：“只要二年一收，家家户户就要发财了。”这话并不夸大。
　　4．在土地改革中，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都建立了，扩大了，并经过了整理。特别在这次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有了组织核心，重新改造了领导机关，而不是形式主义。
　　5.在土地改革当中，把农民武装起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自卫队、基干队都很快组织好，积极进行查岗放哨。有些青年并自愿脱离生产，有十一人参加了区乡队。
　　6.在土地改革中改造了党的支部。支部党员经过了考验，谁是积极的，谁是消极的，看得很清楚。在斗争中吸收了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有联系者人党。改造了支委会，加强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占绝大多数）。
　　7.在此次斗争中解决了拥军优抗问题，所有抗属、荣誉军人、复员军人都得到了土地；而且得到了较好的分地。以后发动农民代耕也更容易了。
　　8．最后，在土地改革中大大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情绪、胜利信心与策略观点。在此次斗争中，使农民看穿了地主是纸老虎，看出了中农的妥协性，富农的自私自利；使雇贫农民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认识了团结的重要，认识了共产党、民主政府与新四军是自家人。
　　这就是此次鹅钱乡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成绩。因此，可以知道，只要抓住了土地改革这一个中心环节，只要真正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使无地、少地的雇贫农得到好处，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工作都可以做好。许多地方，看到工作任务一大堆，便吓倒了；有些地方，因为战争动员要紧，便把土地改革工作停顿下来，以为把战争动员做好以后，再来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机械的阶段论，是极端错误的，是不懂得群众心理的。鹅钱乡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一切工作、一切任务，都可以不费大力的顺利完成。而那些把土地问题抛开，机械的去划分阶段进行工作者，反而取得相反的结果。
　　第三，从鹅钱乡的土地改革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党的正确的阶级政策。此次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步是向地主清算，从地主手里收回土地；第二步是把清算出来的土地进行分配。无论哪一步骤，都可以看出雇贫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中农是参加附和守中立，而富农则是投机取巧，企图独吞斗争果实。鹅钱乡的贫农控告富农说：“与主人算账，大人不去，叫伢子去；回来分田，就大人出来啦，愈富愈奸。”“光说我的我的，这是大家算出来的，不是你的”。“没有我们算账你吃属”。中农说：“有多拿出来，差不多不动”。“我七亩地三口人，刚刚好；不要人家田，也不把田给人家”。富农说：“地多多分，地少少分，牲口也要当人分。”从这些对话里，可以看出雇贫农在此次斗争中，是如何的冲锋陷阵；而富农则是如何的自私自利，尖头狡猾；中农又是如何的守本分，不愿得罪人。对所谓变天思想，该乡贫农说：“怕属，莫说（汉奸）回不来；即回来，也杀不了我的头，我先杀他头。”从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党在农村斗争中，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是依靠雇贫农，而不是依靠富农，也不能依靠中农（当然要团结中农）。这不仅由于雇贫农占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而且由于雇贫农最穷苦，最受罪，最需要土地，最不怕损失。因此，在斗争中，也是最坚决、最积极、最彻底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依靠雇贫农，而去依靠富农，那包你土地改革不起来，包你革命要失败。在你有势力时，富农可以投机来垄断斗争果实；在你失势时，富农便会变卦向后跑。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农，而不去依靠雇贫农，如果我们的农村支部与领导骨干是建立在中农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包管你这个支部是妥协的，不敢斗争，不敢进行土地改革，或来一套假分田。到了时局变动时，中农就会动摇害怕。所谓变天思想，就是中农动摇的典型表现。富农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变天的，雇贫农一般是不怕变天的（因为土地不改革他们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只有中农怕变天。鹅钱乡的党正是建立在雇贫农身上，此次斗争，正是依靠雇贫农的出力，所以才达到了胜利；否则即使把地主土地算回来，其果实也会落到中富农手上，而雇贫农得不到好处。正由于雇贫农的发动，由于领导鹅钱乡斗争的李、王两同志掌握了依靠雇贫农的政策，所以才赞助雇贫农平分土地的主张，使雇贫农得到与地主富农一样的土地，而提高了雇贫农的积极性，通过雇贫农去团结中农，对富农进行又斗争又联合的政策，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政策。因此，也就巩固了农村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地方党强调照顾地主富农，要给他多留土地，要保证地主过富农生活等等，这种片面照顾的观点，是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要不要适当照顾地主富农呢？需要的，但必须首先照顾了雇贫农与中农，保证雇贫农得到应得的土地，保证雇贫农有饭吃，有衣穿；同时保证中农利益不被侵犯，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去适当照顾地主富农才是正确的。因为地主富农与雇贫农的利益是相反的。为强调照顾地主富农，多留地．留好地给他，其结果则是雇贫农分不到地或分地不多，而积极不起来（鹅钱乡余庄村、黄庄村开始规定每人留三亩，雇贫农因分地不多而情绪不高，就是一例）。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有名无实的。土地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使广大雇贫农得到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因此，必须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多余土地也拿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鹅钱乡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平分土地，正合乎这个原则。当然鹅钱乡土地分配中，大人比小孩多一亩或半亩，这种办法还值得研究，据说是贫农要求，说是富农地主小孩多，贫农小孩少，所以这样分，但实际上贫农小孩多的也不少。因此，各地分配土地时还是男女老少平分为好。
　　第四，从鹅钱乡土地改革中可以看出：发现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是开展运动的中心一环，而在运动中继续发现积极分子，团结积极分子，大胆提拔积极分子，形成新的组织核心，并以此来改造旧组织，或加强旧组织，又成为巩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据李坚真同志口头报告，当他们初到鹅钱乡时，支部书记对土地改革是无所谓的，行动上是吊儿郎当的。乡长（是中农，其父与上层分子有联系）对土地改革是不积极的，守中立的，有三个村长也是如此。当时发现了乡农会主任与好几个村农会主任和一部分党员，是贫农积极分子，坚决要求土地改革。因此，就抓住了这些积极分子作核心，去推动其他积极分子，推动各村群众起来，一切宣传鼓动，一切清算斗争，土地调查，分配土地等工作，都靠这些积极分子领导群众自己去做，我们工作组同志，只是从旁协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这些积极分子，就成为群众领袖。因此，在土地改革中调整组织时，群众就把原来三个村长撤换了，而选出土地改革中最坚决、最积极、最公平，为群众所信赖的人来当村长、民兵中队长。改选乡政府委员会，并改选支委与支部书记，洗刷了一批表现不好的党员，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就联系到该乡整个党政军民组织的改造，使该乡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真正为雇贫农中的优秀分子所掌握，而成为雇贫中农基本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武器。这就巩固了此次土地改革中基本群众所既得的果实，也就巩固了基本群众占优势的统治，这是很对的。如果当时李同志等不抓住这批积极分子作核心，去推动群众起来斗争，而只是靠工作组同志代替包办；如果李同志当时所发现的积极分子，不是当地贫农雇农中真正有群众联系的积极分子，而是中农以上甚至地主富农中的假积极分子、投机分子，那么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发动不起来。即使勉强发动，也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假算账、假分田；即使真分了田，群众得到利益，也只是恩赐的，群众不会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会产生自己的干部，改造自己的干部。如此，我们工作团一走，或者时局稍为动荡一下，群众又会把田送还地主，这是可以断言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工作做不好，群众发动不起来，或者是形式主义，其原因就在于不懂得抓紧本乡本土的积极分子，不相信本乡本村都有积极分子，看不起这些土头土脑的积极分子，不耐心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不重视他们的意见，而常常采取自以为是代替包办的方式，把本地积极分子放在一边。这些同志以为自己本事比他们高强，而不知道尽管你本事高强（其实并不一定，如对土地分配等），但本地干部在本乡土生土长，住了几十年，无论如何，他总比你更了解情况，更熟悉当地情形，熟悉哪些人地多，哪些人地不够，哪些人忠实可靠，哪些人刁狡滑头。这些情况，外来干部无论本事怎样高，总不如本地千部。如果外来干部不重视本地干部，不尊重本地干部意见，不经过本地干部而自己去进行工作，那就一定要出岔子，一定要犯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本地干部无论他能力怎样低，他与本地群众总有许多社会关系的，他容易团结群众，容易取得群众的信任；外来干部无论你本事多么高，你与当地群众一非亲、二非故，毫无社会联系，即使在当地做了相当长期工作，也比不上本地干部。因此，如果丢开本地干部，自己去包办代替，就很难得到群众的信任，很难发动群众起来。即使群众在你命令之下组织起来，而没有本地积极分子作核心，这个组织亦只是形式的，有名无实的，这种组织用来向上级报账还可以，要他实际去掌握群众就没有作用。不仅群众组织如此就是党的组织，也是如此。如果党的区委、支委以至小组长，不是党员群众所信仰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个党的领导机关，除了使用党的组织权力与纪律而外，就无法真正去领导党员，团结党员。试问这种党委又有什么作用呢？现在有很多地方，党的地委委员、县委、市委、区委书记，还不是本地人，特别是新解放区，甚至市委委员中，没有一个本地千部，有些区委书记甚至支部书记，也不是本区本乡人，而是别乡别区派来的干部，这种现象，就是不懂得当地干部的作用，不懂得与群众联系是党挑选千部的两大基本标准之一（另一基本标准是为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诚）。有些同志借口当地干部政治水平低，或者党龄浅，作为不提拔当地干部参加党委或党委负责人的理由，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如果当地有党龄老、能力高的同志来参加党委或充任党委负责人，那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具备这种条件的人，那就应该降低我们的条件，在新地区甚至新党员也可以担负支书或参加区委为委员，这要看当地具体条件来决定。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吸收本地与群众有联系、有信仰的干部来参加当地党的领导机关，这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只有如此，党才能通过这些干部去与当地群众发生联系，通过他们去反映群众要求，通过他们去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照一般原则，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应吸收入党，成为党员。积极分子中比较优秀的领导人物，就应该吸收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不要机械地以党龄加以限制）。这样的党才能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有生气，才能时刻了解群众每一脉搏的跳动，才能保证党的每一决定能代表群众的要求，并变成群众的行动。只有这样的党，才是群众的政党，才是颠扑不破的组织，这个原则是需要各级党委深刻体会而加以立即实现的。此次鹅钱乡土地改革中，改造了农会，改造了政权，也改造了党的支委会，这是很对的。但还有一个缺点，在这次运动中，还没有将鹅钱乡的群众领袖提拔到区委与区政府中来，这需要该区区委以后去完成这个工作。经过这样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鹅钱乡的优秀干部，无论如何是应该被提拔到区委、区政权中来（据说现在有某些同志说鹅钱乡的干部不好，变了，这不能怪干部，而应怪区委不去联系，不去提拔他，提他们参加区委，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此外，我们也有些同志注意发现与团结本地干部与积极分子，但他们却常常看错了人，把假积极分子，当做积极分子，把投机分子当做好干部，因而使工作受损失，斗争发动不起来。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有些同志缺乏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外，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看人，不用阶级观点去看人，而用非阶级观点去看人。看人本是极难的事，因为人是有脑筋的，他会把真相隐蔽起来，而装出假相给你看。我们有些同志看错了人，就是只看他的假相。如果我们从阶级观点出发，从他的经济背景来看，他是革命的还是假革命？那就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此次鹅钱乡的土地改革，李同志所找到的积极分子，正是土地少的贫农，而不是土地多的中农，所以这个积极分子，就是真积极分子，而不是假积极分子。抓住这个土地少的贫农积极分子，由他再去发展的，当然也就是贫农雇农，而不会是中富农，更不会是地主。因为社会中阶层划分是极其明显的，各阶层的来往，也是物以类聚，贫农与贫农来往，中农与中农，富农与富农来往，这是社会的规律。如果李同志此次找到的积极分子，不是贫农出身的农会主任，而是中农出身的乡长，那么鹅钱乡的土地改革，是不可想像的。我们有许多同志的毛病，正是不从阶级看人，不注意找贫苦出身的积极分子，而只从表面上去看人，看他表现好，有活动能力（当然活动能力是要的），能完成任务就看中他，而把他当做核心人物，由他去发展积极分子，当然也是物以类聚的中富农或者地主成分。这样的核心，这样的组织，要他担负土地改革任务，当然只有消极怠工，只有敷衍塞责，只有机会主义。我们有些同志，过分信任现有干部，信任党的支部，这在一般说来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某些地方现有的干部是中富农，甚至地主出身；我们的某些农村支部，是中富农占多数，或者中富农占领导地位，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无条件的信任他，而应该加以考察，看他们对土地改革的真实态度如何？看他们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如导驰你」土地改革并不积极，甚至直接间接阻碍土地改革的进行，那么，我们对这些组织，除了一般加以说服教育之外，还必须另从党外或党的下层去找无地或少地的雇贫农积极分子，甚至另外成立新农会与新支部，一直到把原有组织改造，土地改革发动起来为止。而这个组织改造就要在土地改革过程之中，不应在改革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仍然在现有组织现有干部中兜圈子，那么就要犯大错误。这是各级党的负责人应该十分警觉而加以深切注意的。
　　第五，从鹅钱乡土地改革中可以看出突破一点与推动全局的联系。据李坚真同志口头报告，当他们在鹅钱乡开始分配上地时，消息很快就传播出去，周围许多乡村农民都来找她，请他们到他乡里去帮他分田，甚至有的怪他们为什么厚此薄彼的。当时李同志等要他们稍等一时，等她在这乡分好后再去，因此，便错过了机会，各乡分田未同时进行，一直等到以后区委从县委回去之后才进行。李同志等对这个工作未抓紧，是有缺点的。如果当时李同志答复周围农民的，不是要他们等一等，而是马上答应他们派人去，留他们在当地商谈，就乘这个机会了解该乡土地情形、阶级关系，了解来人的成分与一般群众表现，而与他们商讨如何向地主算账，算什么账，如何分地，土地人口多少，每人大概可以分多少，多少人要分出，多少人可分进等。再从而讨论如何才能团结大众，才能对付地主富农，及如何鼓励团结积极分子，哪些人可以带头，哪些人可以做积极分子，抓住了哪些人就可以推动全村等。如果当时李同志不失时机，把这些问题与来找的农民商讨了，那么李同志等自己本可以不必去，而只是要来找的人回去推动，约他们第二次再来。如此，第二次再来时，必有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再花一天半天工夫与他们谈清楚，就可以立即成立新农会，选举负责人，并发展党，作为土地改革之核心。如此再要他们回去宣传发展组织。如此来过两三次之后，该乡积极分子，就可以大部组织起来，到那时再派人到该乡去指导、帮助，该乡的土地改革，就可以搞起来。为了培养干部，在派人到该乡帮助时，还必须带鹅钱乡已分过地或正在分地的干部一同去，在该乡支部或农会上作报告。如此一来可以使该乡农民更清楚土地改革意义与如何进行，二来又可以给鹅钱乡干部以锻炼机会，这就叫做带徒弟方式。如此带他一两次之后，他就可以单独工作了，同时，这些干部到过两三个村之后，与各乡群众有联系以后，比较好的，就可以培养成为区级干部，这是一举两得的，可惜当时李同志错过了这个机会。因此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虽然完成了一点突破，但并没有及时地去推动全局（当然石塘区的土地改革，鹅钱乡是起了推动作用，只是不能及时罢了）。这是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有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够，抓得不紧，他们常常借口没有干部，没有时间，因而只抓紧一个村一个乡，而放松邻村邻乡，以至全区全县的推动。其实地方是互相衔接的，消息是互相通达的，只要你真正把一个乡一个村的工作搞好，做出成绩来，而这个成绩，是适合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那么依靠这个乡村已经做过的榜样，依靠这个乡村已经实验过的干部，就可以把邻村邻乡以至全区工作推动起来。群众是富有摹仿性和创造性的，只要一个乡村搞出了好的榜样，大家一定跟着起来照样子去做。这个时候，你只要稍为推动一下，指导一下，甚至不必你派人去，他就可以自动搞起来。而他们首先起来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可以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我们许多同志的毛病，就在于不敢放手，不敢大胆让群众去做，不相信群众中有人才，尤其不善于发现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人才，而过分相信自己，相信现有的外来干部，深怕群众搞坏了，深怕新起来的积极分子做坏事，因而拒绝群众的自发性，甚至压制群众的自发性。这是什么观点呢，显然的，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这种观点不克服，要群众发动，要推动全局是不可能的，要培养大批有群众信仰的干部，更不可能。结果一个地方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斗争并不能扩大，最后连斗争已经胜利的乡村，群众情绪也无法巩固。鹅钱乡的斗争，这正是其缺点。当然，当时区委在县委开会，区里无人主持，鹅钱乡工作，得不到区委的支持与配合，也是主要原因。

注释：
　　〔1〕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种革命斗争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称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土地改革。
　　〔2〕李坚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中分局鹅钱乡土改工作组组长；王文长，当时任工作组副组长。

　　＊这是邓子恢为介绍《鹅钱乡土改实验总结报告》而给《华中通讯》一九四六年七月第五期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