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县鹅钱乡经验：中间不动两头平

这是李新讲述的《关于土改中的非主流叙事》中的一句话。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老前辈。建国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书长这样的部级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就像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是从学潮、抗日、革命的潮流中一路走来；不一样的则是他以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事。

他接在上面的话后面的一句话是：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

李新在他的回忆中谈到1947年的事。当时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的他，在参加完延安的全国土地会议后，返回永年的一次视察农村工作。

刚到一个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就赶来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烧了几天，没有医生，没有药！李新听罢皱着眉头向另外一个农民模样的村干部问道：医生呢？药铺呢？村干部无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复查，说我们这里不彻底，于是大伙把药铺中的东西分了，连药都分了。没了药，医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问：那能不能让村干部们把医生和药都找回来呢？对方低下头说道：整党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尽力而为吧！

为何土改整党竟然搞到“药铺平分，干部躺倒”的局面呢？此事还要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说起。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农民搞减租减息、清算、反汉奸和反黑地。随着群众运动的节节升温，他们最终冲破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藩篱，开始分抢地主们的土地。因此，一道难题摆在了各根据地领导人面前：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冷冻群众运动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呢，还是打破政策界限发动群众继续高歌猛进？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首先向中央报告了华中的情况：淮安县石塘区数千农民集体进城，拘押地主回乡，清算剥削账。中央负责这一工作的刘少奇立即表示：目前的算账运动可以针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农。听罢指示，邓子恢赶紧电令华中各地要冷静，“不能引起地主阶级恐慌”。可听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汇报之后，刘少奇意外地发现，原来冀晋鲁豫、山东等地竟然和华中根据地一样，农民普遍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了！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刘少奇，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随即改变了此前的观点，认为：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这下可弄得邓子恢手忙脚乱了，刚刚电令群众冷静的他又急忙发电报：华中群众目前要大胆放手，不能束手束脚。

之后，在大部分解放区，对于汉奸和恶霸地主以外的一般地主的土地，继续通过清算方式收归农民所有的。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清算霸占吞蚀和人权污辱等种种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名义下，转移、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

而华中解放区，华中分局于1946年5月中旬派出工作组，以分局民运部副部长李坚真为组长，在淮安县鹅钱乡进行土改工作试验。在邓子恢的指导下，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新鲜经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和右的偏向。所谓“中间不动两头平”，即坚决不动中农的土地，只将地主所有土地、富农出租、佃进的土地拿来与雇、贫农均分。邓子恢亲自总结了鹅钱乡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在华中解放区加以普遍推广，还把这个经验上报中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和肯定。后来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在淮安鹅钱乡最先实行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政策被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