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在淮安
抗战时期运筹帷幄
李一氓是在1942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来到淮阴的,时任淮海行署主任,兼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那时,淮海抗日民主政权虽建立了一年多,但由于日、伪、顽不断进攻和骚扰,加上土匪势力嚣张,淮海区的局势依然十分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时间,迅速地使根据地达到完全巩固,加强与聚集力量,坚持淮海区斗争”的指示,在淮海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李一氓运筹帷握,排除和战胜各种干扰和困难,围绕巩固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开展了初步建设政权工作。李一氓坚决贯彻党的“三三制”原则,做到在政府工作中真正实行“三三制”。1942年四五月间,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正在酝酿筹备之中,在酝酿行政委员会候选名单时,出现了偏多偏少的问题。面对着这个大难题,李一氓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党内干部中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宣传和解释工作,终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最后在行政公署机构中,区党委决定让出三席给党外人士:一名副主席、一名处长、一名副处长,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政府领导机构换届任务,更好地维护了党的威信,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1942年夏收前后,中共淮海区委、淮海行署集中了一段时间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工作。当时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这些同志对减租减息的态度如何,不仅会直按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全面开展,而且也是对他们自己是否真正拥护党的方针的严重考验。针对这个问题,李一氓撰写了《二五减租在淮海党内》的重要文章,指出:“这是一个党内的重大的思想斗争,也是一个很好的党内阶级教育,并勉励这一部分同志要从实现党的宗旨的高度,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和积极投入到减租减息运动中去。”这篇文章对加强党内思想建设、推动群众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他还在《今年增加工资的问题》一文中对增加工资的基本原则,工资标准的确定、分类等问题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和阐述,解决了当时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纠纷和争论。由于李一氓等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抓群众工作,因此这一年淮海区群众发动充分,为粉碎日伪的大“扫荡”,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在李一氓直接领导下,淮海区粮食会议和财经会议分别于1942年夏、秋两季召开。在粮食会议上,修订了粮食征收、保管、支派、领用条例,实行了新办法,确定了人民的合理负担,保证了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粮草需要;在财经会议上,通过财务税务银行贸易等重要条例,坚决贯彻整理财政、统一收支的方针,奠定了淮海区财政经济工作总的方向,并号召人民开源节流,渡过财政难关。这两个会议的召开,使淮海区粮食和财经工作逐步走出困境,为巩固政权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942年11月中旬,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路合击淮海区委机关驻地沭阳县张圩乡,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李一氓、金明、刘震等领导人于“扫荡”前一天,就率领干部和地方部队跳出重围,转移到泗沭县(现为泗阳县)北裴圩、里仁一带农村,与敌人周旋,经过一个多月数十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但由于日军兵力、装备处于优势,加之新四军独立旅于1942年12月调往山东,致使淮海区的斗争环境极端困难,全区面积大为缩小,并被分割成数块,尤其沭(阳)、淮(阴)、涟(水)地区更为厉害,地方部队只能以连为单位活动,且需日夜数度转移。在此情况下,李一氓、金明、刘震等领导人处变不惊,沉着指挥,坚决依靠群众进行反“扫荡”。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建立4个中心县委,加强党对这场斗争的领导;部队实行地方化,建立4个支队,同时组织两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政府则坚持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如继续贯彻减租增资的政策;政府挤出180万斤粮食救济春荒和用作秋耕贷款资金等,进一步组织和发动了群众,使之成为反“扫荡”的铜墙铁壁。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淮海人民终于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扫荡”、伪化和蚕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4年春,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中共淮海地委、淮海行署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制定奖励生产办法,大力提倡组织互助组、换工组,办合作社,把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李一氓亲自抓典型,总结推广泗沭县王维德、涟水县王凤山劳动互助、成立合作社和订安家计划的经验,并写信给他们,热情赞扬他们开展劳动竞赛,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成绩。他分管《淮海报》的工作,为配合指导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开展,自已动手编了好几期专刊,写社论,写头条新闻;他在行署召开春耕生产的总结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融理论与实践于一炉,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指导意义。正是由于他加强了对大生产运动的领导,从而使淮海区不但做到了农副产品、日用品的初步自给,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军民和地方干部的生话,也为迎接全面大反攻作了准备。
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从1943年冬到1945年春,中共淮海地委、淮海行署发动了3次群众性的参军活动。李一氓代表行署号召全区人民以爱护主力的最大热忱开展参军运动,父训其子,妻劝其夫,亲朋邻居互相勉慰,掀起参军热潮。在地委、行署的号召下,淮海区1.2万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部队。据统计,淮海区的主力部队刚到时,仅两个团四个营3200余人,到1945年就发展为两个旅6个团1.5万余人;外加民兵8万余人。这说明淮海人民对抗日斗争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这里也包含了李一氓的一份功绩。
百废待兴时殚精竭虑
抗战胜利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经中共中央同意,1945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城宣告成立,李一氓任主席。在战争创伤面前,苏皖解放区百废待举,为“进一步把它富裕起来,繁荣起来,彻底地民主起来,更好地文化起来”,李一氓殚尽竭虑,倾注了全部心血。
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七大确定的路线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按照《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施政纲领》的要求,李一氓领导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变革措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1946年2月,苏皖边区政府召开民政会议,提出全地区1791个乡的保甲制上半年一律废除,实行“乡村制”或“改乡设村”。4月初,苏皖边区政府颁布《乡(镇)组织条例及选举条例之原则》,各行政区在广泛宣传选举条例的基础上,依照程序,开展了基层政权民主选举运动,推进了边区民主化进程。1946年初,在李一氓的主持下,苏皖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举行首次边区司法会议,通过司法、民法、刑法条例草案20余件;3月中旬,苏皖边区政府民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拥优、减租、干部管理等条例。除此以外,苏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涉及优军、劳动、盐业、水利、税收、工商和文化教育等条例。这些条例的公布和实施,对保障苏皖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推动苏皖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应有的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苏皖边区最高行政机关内,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度党性、宽阔胸怀、谦逊品德,以及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与非党人士和衷共济,共商政事,成为华中解放区党与非党人士真诚合作的典范。1946年1月31日,《新华日报》(重庆版)作了专门报道,称赞“他们合作得很好。这种合作对于民主团结事业是一种有力的鼓励”。
李一氓对苏皖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样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46年初,他主持下制订的《苏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草案)》,当时不仅在解放区受到重视,还传播到了国统区,《新华日报》(重庆版)连续予以转载,并加了按语,指出:“在这里,也可窥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对实施政协决议之充分准备与具体步骤。”由此可见影响之广。他还经常到学校考察,解决办学中的实际困难。在当时政府财力很困难的情况下,他决定给予大学教师高于一般干部的特殊供给。在他的关心下,仅一年多时间,全地区8个行政区中等以上学校就创办了94所,包括一个建设大学,一个工专,两所军事学校,六所师范学校,一个医务学校,一所新闻专科学校,六所综合性干部学校以及大部分的普通中学。创办了1000多所小学和5000个左右大小不同各式各样的群众学习组织,使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他还酷爱并重视文化工作,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与华中文化界著名人士阿英、罗尔纲、冯定、范长江、孙冶方、黄源、夏征农等结为挚友,成立华中文化协会,开展各种文化学术研究活动。他还为《江淮文化》、《华中少年》创刊号作序或题词,对办好文化和少儿刊物寄予厚望。短短的一年多时间,苏皖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6年9月17日,新华社以《苏皖解放区一年的政绩》为题发出专稿,全面介绍和赞扬了苏皖边区政府所取得伟大成绩。这些成绩诚如李一氓当年撰文所说:“毫无疑问,我们和华北其他解放区一样,是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
与淮安人民共命运
李一氓在淮安的5年,是在最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与淮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5年。他直接生活在淮安人民之中,深深懂得:淮安人民是“淳朴而勇敢的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既作了痛苦的牺牲,亦作了伟大的贡献”。因此,他对淮安人民爱得如此真挚、执着和热烈。
刚到淮海区时,李一氓住在沭阳县张圩乡陈圩村一个姓丁的农民家里。他平时很随便,没有一点架子。他爱抽烟,经常到村里小店买香烟,人家都喜欢和他开玩笑:“李主任,你何必亲自来,不能叫警卫员来买吗?”他笑呵呵地说:“何必麻烦人!”1942年冬,日伪大“扫荡”开始后,他随地委、行署机关一起转移到泗沭县庄圩、里仁、北裴圩、穿城一带农村,有时一月数度转移,与敌人周旋。为了在夜间活动不打扰群众,他经常睡在村边麦场上,甚至睡牛棚。他虽有马,也不常骑,经常与工作人员步行。1943年5月,由于敌情严重,他的爱人王仪临产无法随军行动,组织上决定由警卫员护送她到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休养。临走前,李一氓反复关照王仪:从泗沭到黄花塘,要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如果形势紧张,宁可损害自己,也不能连累群众和警卫员。他的一个孩子也被寄养在群众家中。据泗阳县穿城乡倪大庄一位退休教师陆秀峰回忆说:李一氓夫妇把苏苏“掩护”在她家,衣着、饭菜和农村孩子一个样,从没有特殊照顾。在此期间,李一氓为了工作,从未去看过孩子。有一次,淮海行署机关转移到倪大庄附近,李一氓住在倪大庄北面几十米远的村庄,也未去看过孩子。她曾问王仪:“苏苏的爸爸住这么近怎么不来看苏苏?”王仪说:“老李说,如今战争年代,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现在哪有工夫呢?”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到李一氓心里装的是淮海人民,想的是淮海根据的斗争和建设。
李一氓对自己和家属要求很严,而对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斗争中献身的淮海先烈们,则寄予了最沉痛的哀思和最虔诚的敬意。1942年10月,他在为独立旅三团二营营长朱启勋烈士题的挽词中赞曰:“涟水朱营长,其年英,其战果,其死烈,虽太行山上左将军殆相同。”深切哀悼之情跃然纸上。1943年3月,他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题写了楹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高度概括和赞扬了刘老庄战斗中烈士们的功绩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为重修烈士陵园撰写了碑记。1944年11月,在政府财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他敦促和帮助泗沭县政府在北裴圩建造“爱园”和“昭忠祠”,并撰写《泗沭抗日烈士墓碑志》,热情赞曰:“而我淮海健儿,义旗高举,保一方干净之疆土,树一世民主之规模,无一弹一饷受助于中枢,仍能前仆后继,效命国家。”用最真挚的感情告慰抗日阵亡将士的英灵。1978年,他还为重修的“雪枫墓园”题写了横额和“半壁山河留战绩,两淮风雨慰忠魂”的对联,以缅怀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伟绩和表示自己的哀思。
全国解放后,李一氓仍十分怀念淮安这块大地。他非常关心淮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并寄予殷切的希望。每次淮安的同志去北京看望他时,他总是详细地询问老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以及群众生活改善等情况。1979年秋,他以76岁高龄重返淮安故土,走访过去生死与共的老干部、老农民,兴趣格外盎然,情感格外亲切。1983年,全国有183个县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其中有淮阴地区的泗洪和涟水。当他听到这个喜讯时,兴奋不已,说:“我总经常怀念这个地区和它的人民。这个好消息,自然使我非常兴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淮阴师专学报》、《淮阴党史资料》、《淮阴革命斗争大事记》、《淮阴诗苑》、《泗阳日报》等许多书报、刊物和许多重要文化场所、陵园题名,为出版淮阴地区革命斗争史料《长风扫敌顽》作序,为《淮海报》创刊45周年撰写纪念文章,等等。在这方面,他总是不厌其烦,有求必应,表达了他对淮安人民的一种特殊感情。
(郭家宁 柳宏为 马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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