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家庭的奉献

曾山于1899年12月出生在吉安县白沙锦源曾家村，这是吉安县屈指可数的大村庄。曾山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出了四位烈士的家庭。1930年11月，毛泽东曾到锦源曾家村亲自慰问了光荣家庭的家长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和1962年初，时任内务部长的曾山，回家探亲时，曾面对生育他的红土地，抚今追昔，写下了富有情感、启迪后人的两副对联：

一、家慈五男两女留独子

　  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二、念大嫂继夫志坚持革命留青史

　  赞桂香不人后困守家园侍高慈

这两副对联是他对这个家庭精辟的概括，是两副血泪凝成的对联。

曾山的慈母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农村小脚妇女，生育过五男二女，其中有二男二女因病而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兄弟三人长大成人，最后只留“独子”曾山一人，其他俩兄弟都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早期吉安地区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从事工人运动成绩卓著的领导人，“八.七”会议后掀起赣西南农民暴动的重要组织者。1921年至1924年，曾延生从南京体育师范毕业归来，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任体育教员兼吉安县立高小归来，期间，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与肖淑贤结为伉俪。1924年，曾延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中，他认识了蒋竞英。后来，曾延生受党派遣，与蒋竞英到九江、赣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4月，曾延生和蒋竞英在赣州被捕壮烈牺牲。曾延生的妻子肖淑贤虽然没有同曾延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但她在家尽力照顾好延生的父母和弟弟。特别是延生牺牲后，肖淑贤没有退却和气馁，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丈夫的遗志，积极投身于革命。肖淑贤自己裹过小脚，走路不太方便，但她克服困难，经常早出晩归，背着包，做宣传工作，为红军送情报当联络员。她还是苏维埃政府的代表。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党派他去九江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27年8月，惨遭敌人杀害。噩耗传来，他的妻子刘桂香简直不敢相信，结婚不久的丈夫已永远离他而去。和嫂子一样，她也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当时，曾有人劝她：你年轻，有文化，又没有孩子，不如改嫁去找个好婆家。桂香毅然拒绝了，她发誓要和母亲、嫂子在一起，支撑好这个家。在家人的影响下，她也干起了帮红军编草鞋、送粮食等支前工作。

1939年农历7月15日，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在皖南出生了，因孩子在丁家山，所以小名就叫丁儿（即曾庆红）。丁儿出生不久，皖南形势渐渐紧张，虽然国共第二次合作还在继续，但国民党反动派已蓄意破坏统一战线。部队要行军，孩子没法带，曾山就和爱人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回江西老家，让妈妈和兄嫂弟媳照顾。1940年初，丁儿才几个月，邓六金就把孩子送回了吉安老家。

邓六金在家住了一个多月，过完春节，给孩子找到了奶妈后，就离开了家乡，重回皖南。为了支持曾山夫妇的革命工作，抚养丁儿的担子，自然落到了母亲、嫂子和弟媳身上，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丁儿在老家期间，祖母对他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伯母和婶婶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百般关照。记得一次，日寇“扫荡”，丁儿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祖母可吓坏了，伯母和婶婶急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在外面整整找了两天才把他找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山来到上海，担任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那时，曾山的爱人邓六金也随华东保育院迁到上海。到上海不久，曾山便把丁儿从江西接回身边。又把母亲、嫂子、弟媳和两个女儿也接到了上海，全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大家心里特别高兴。

在上海时，邓六金陪着婆婆、嫂子、弟媳在外面转了几次，但由于她们都是小脚，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看看。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月，就提出要回家乡。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虽好，但不习惯。”又说：“在上海没有活干，不劳动不行。回到乡下，还可以养点鸡鸭养点鱼。”

曾山是很孝顺的人，他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母亲、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本意是想尽些孝心。而妈妈执意要返乡，曾山只好遵命了。他安排两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为了照料好老人的生活，曾山还从每个月的工资中，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嫂子和弟媳。

曾山的母亲回到家乡后，还和以前那样，轻活重活都干，生产和家庭副业搞得都不错，为此，她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嫂子淑贤除了做些家务外，还担任了横江区光荣敬老院院长。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受院民的好评。弟媳刘桂香除了照顾老母亲和料理家务外，还下地劳动。三位小脚女人勤劳持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1年和1964年，曾山和邓六金先后两次回乡探亲。自上海离别后，曾山一直牵挂着母亲、嫂子和弟媳。1961年回乡时，他看到三位老人生活还好，心里很高兴，便写下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对联。1964年回家，那时曾山的妈妈已经80多岁，嫂子、弟媳也成花甲老人。曾山的母亲说:“省民政厅的同志到过我家，见我们生活清苦，给我们三位小脚女人也是烈属补助60元钱。曾山听后，就将60元钱还给省民政厅，并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们省民政厅，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1969年2月，曾山的母亲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幸因病去世。那时全国一片混乱，“造反派”不让曾山回乡，曾山只有给家里拍电报、寄钱，请嫂子和乡亲们代他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没钱买药治病，嫂子也过世了。曾山还是请不到假回家为嫂子料理后事，只好请乡亲们帮忙安葬。

1972年4月16日，曾山同志因患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3年。

弟媳刘桂香也于1986年在家去世。